伊利夏提維吾爾族人，曾在新疆擔任過15年的講師。因為追求民族自治而被抓關進監獄，他遭受過無數酷刑，最後家破人亡，2003年流亡海外，輾轉由聯合國安置來到美國。

3月31日下午，正在辦公室整理文件的伊利夏提，接到了一位《紐約客》雜誌記者的電話，記者說，他們調查了解到他在國內親人的近況。

伊利夏提的大妹妹和二妹妹夫妻加上大女兒，都被關押在奎屯集中營。由於二妹妹有心臟病，經常暈過去；每次警察都不準親人靠近幫忙，還直接把她妹妹拖走；大妹妹的精神狀況很不好。

集中營的領導還當眾對妹妹說： 「你們的問題，是你們的哥哥。等你哥死了，你們的問題才能結束。」

放下電話，伊利夏提呆坐了很久，想哭，又哭不出來，感到鑽心的痛。

不斷的想著警察說的那句話。伊利夏提感到自己活著，父母親人就是中共的人質，被搞得個個家破人亡；中共監禁折磨親人，也在精神上監禁折磨他這個逃亡者！

大妹妹和伊利夏提最親近。在國內時，伊利夏提每次去看她，大妹妹都往他口袋裡塞錢，知道他一個教書匠工資不高。大妹妹知道他喜歡讀書，說給他零錢可以買書。伊利夏提逃亡一年後，大妹妹和丈夫離婚了，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，很不容易。

伊利夏提到美國後，收入逐漸穩定，給大妹妹寄過幾次錢和包裹。後來，大妹妹委婉地告訴他，取錢變得很麻煩。伊利夏提明白了她的意思。後來大妹妹的女兒想要手提電腦，她拗不過女兒的求情，讓伊利夏提寄一個電腦。

伊利夏提到處打聽，得知一位德州的朋友要回國探親，就托他幫著帶過去，德州朋友答應了。伊利夏提在網上訂購了電腦，直接發到德州朋友家。朋友拿上電腦，連包裝都沒有打開就帶到了烏魯木齊。

外甥女在機場等著，拿到電腦後，一走出機場，就有兩個警察把外甥女帶走了。伊利夏提後來輾轉得知，外甥女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。是幾小時，還是一兩天，或者是一兩週，不知道。

2014年8月15日，警察把妹妹被從家裡帶走了，家被翻個底朝天，警察還拿走了小外甥的台式電腦；警察對二妹妹說：讓你哥停止活動，否則⋯⋯從此，伊利夏提和三個妹妹的聯絡完全被切斷了。

伊利夏提說二妹妹是個很爽快的人，眼裡容不得沙子，遇到不公平就會不計後果站出來。她的漢語非常好，在鐵路上班。在單位明顯受到歧視，所以平時得罪人不少，包括她的領導。

伊利夏提認為，二妹妹被警察找碴的最大原因可能有兩點；一個是她全力保護大妹妹；二是她曾經多次公開表達，哥哥敢挑戰權威，她為有這樣的哥哥感到很自豪。

自從大妹妹被抓捕後，伊利夏提就有一種負罪感，總覺得自己毀了在艱難掙扎中維持家庭的大妹妹！

2016年，伊利夏提的母親給他打過一次電話。母親告訴他，三個妹妹的孩子大學畢業後，都沒有找到工作。大外甥女找到了工作，只幹了幾個月，就被莫名其妙的解僱了。伊利夏提的父母也遇到很多麻煩，他的弟弟被殺，加上妹妹被抓，父親在雙重打擊下去世了！

母親告訴他，以後不要再給家裏打電話了。那是伊利夏提跟母親的最後一次通話。母親的話一直使他感到自責和內疚。

伊利夏提知道中共無恥，像黑幫一樣綁架他的親人，拿他們做人質，但他始終無法擺脫對親人的負罪感。

幾個月前，伊利夏提看過一部反應猶太人大屠殺的影片《莎拉的鑰匙》。影片講的是1942年，德國占領下的法國警察開始抓捕、驅趕猶太人。當警察來莎拉家，要帶走他們時，天真的莎拉把年幼的弟弟鎖到壁櫥裡，然後把鑰匙拿在手上。

莎拉以為還能回來，但她被關進了兒童集中營。九死一生，莎拉終於逃離兒童集中營，在好心人幫助下，輾轉回到巴黎去救弟弟，弟弟是她剩下的唯一親人了。但是等他回到家的時候，弟弟早已餓死在壁櫥裡了。

在一家好心法國人的幫助下，莎拉最終躲過了納粹迫害。但她始終無法原諒自己，一直生活在抑鬱之中。那種負罪感、自責和內疚，始終折磨著她。

後來，為了擺脫法國生活的陰影，她告別了養父母，移民到了美國，也找到了一個好丈夫，也有了孩子。但是，負罪感最終促使她選擇了自殺，與人開車相撞。

而今天的維吾爾人，在以另一種形式，被迫經歷著猶太人莎拉的慘劇。那些父母被抓捕關押、無人照看的孩子，很多人被凍死了，有的被淹死。

其實，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，不僅僅是維吾爾人在遭受著中共的迫害。像法輪功學員、西藏人、香港人，當然也包括漢族人，每一個人都是處在中共的鐵蹄淫威之下。如果不推翻中共暴政，中國人民的生活就會越來越艱難。在中共統治下生活，活著就是幸運的。